“一军团的冲锋，三军团的包抄，五军团的马刀，是最厉害的。”这句老话，曾响彻中央苏区的山间田野。它说的不是朱毛红军的嫡系，却是从旧军阀泥淖中挣脱而出的一支铁血劲旅——红五军团。他们的马刀，在长征路上斩出一条生路，留下“铁流后卫”的赫赫威名。
时光倒回1931年的隆冬，中华大地正被内忧外患撕扯得支离破碎。九一八事变犹如一声惊雷，唤醒了无数沉睡的民族魂，渴望停止内战、共御外敌。然而，蒋介石却铁了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执意要将红军剿灭殆尽。
就在这样一片黑暗背景下，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将士们，早已对无休止的内战感到厌倦。他们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，中原大战后如同无根浮萍，四处飘零。蒋介石对这支“杂牌中的杂牌”，更是弃如敝屣。
部队待遇奇差，兵员耗损从不补充，简直被当成了炮灰。当家国危亡的呼声日渐高涨，加上长期积压的不满，这支队伍在党内秘密党员的影响下，终于积重难返，爆发了。宁都的寒风中，一场巨变悄然酝酿。
1931年12月14日，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、旅长董振堂、季振同等人，毅然决然率领一万七千余名官兵，在宁都宣布起义。他们投入红军的怀抱，几乎没费一枪一弹，便将旧军官逮捕，成功携带两万多件武器。
这场起义对当时的红一方面军而言，无疑是一场及时雨。红军总兵力原本仅有两万余人，宁都起义部队的加入，使其猛增至六万余人。这不仅极大增强了革命力量，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，振奋了人心。
起义部队随即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，由季振同担任总指挥，肖劲光任政治委员。下辖的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军，则由董振堂、赵博生和黄中岳分任军长。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就此诞生。
然而，要将旧军阀部队彻底改造，并非易事。党中央派出了何长工、左权、黄火青等一大批优秀政治干部深入部队，开展思想整训，革除旧习气，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洗礼。
为了打破旧有的山头主义，中革军委在1932年进行大规模混编与对调。红五军团最初的三个军，其中两个被调往红一、红三军团，只留下第十三军。新的红五军团，由原十三军和红一军团第三军合编。
令人欣慰的是，被分散出去的宁都起义部队，在短暂磨砺后，因战事频繁、损耗严重等，一年多后又陆续回到了红五军团的建制。这种分久必合的经历，也见证了这支部队在红军大家庭中的成长。董振堂更于1932年4月光荣入党。
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，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的每一场重要战役。1932年的赣州战役中，当红一、红三军团受阻，部分部队陷入重围之时，正是红五军团临危受命，董振堂率部挥舞马刀，生生杀出一条血路。
他们不仅突出重围，还将被围困的战友解救出来。这场战斗之后，董振堂因其杰出表现，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，开始了他率领这支英雄部队南征北战的传奇生涯，铁流后卫的雏形初显。
在董振堂的指挥下，红五军团骁勇善战，逐渐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。他们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中重创敌人，虽然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也因错误指挥蒙受重大伤亡，但其英勇无畏的精神始终未变。
随着战事日益频繁，部队减员严重。为了补充兵力，1934年4月，原属于红七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也被划归红五军团麾下。这其中，就包括了后来名垂青史的师长陈树湘，他的命运将与五军团紧密相连。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将士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。在这场史诗般的战略转移中，红五军团被赋予了最为艰巨的任务——殿后掩护。长征本身就是跳出重围，殿后部队则意味着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。
殿后意味着要承受最猛烈的追击和阻击，是九死一生的苦役。湘江战役，长征初期最为惨烈的一仗，中央红军在此役中损失过半。正是红五军团，在董振堂的带领下，节节阻击，用血肉之躯构筑起一道道防线。
他们用生命掩护主力部队渡过湘江。其中，由陈树湘师长率领的红三十四师，更是以“断肠明志”的悲壮，谱写了宁都起义部队最为惨烈的一页。他们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，弹尽粮绝，几乎全军覆没。
陈树湘师长身负重伤被俘后，宁死不屈，扯断肠子壮烈牺牲，用生命诠释了革命军人的铁血忠诚。湘江血战之后，中央红军痛定思痛，撤销损失惨重的红八军团，将其人员编入红五军团，以充实兵员，加强战斗力。
此后的长征路上，红五军团始终坚守着后卫的使命。董振堂从未叫苦，出色地完成了每一次掩护任务，赢得了“铁流后卫”的崇高赞誉。这支部队，如同钢铁洪流的最后一道闸门，巍然不动。
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。中央决定两军分左右两路北上。红五军团被改编为红五军，与原红九军团改编的第九军一同编入右路军，准备在朱德、刘伯承和张国焘的率领下北上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然而，历史却在此刻拐向了悲剧。张国焘心怀异志，并未按照中央的规划北上，反而裹挟着红五军南下。此时的红五军，远离中央指挥，被张国焘的势力所包围，处境岌岌可危，如同被风暴裹挟的孤舟。
董振堂和他的将士们一方面识破了张国焘的企图，另一方面也在努力与中央取得联系。但张国焘却趁机加强了对红五军的控制，他将红五军与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，并调离了红五军的一些骨干干部。
同时，张国焘还插入自己的亲信，企图架空董振堂。红五军就这样被裹挟南下，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起在川康一带遭遇国民党重兵围攻，损失惨重。这支部队的命运，在张国焘的阴影下步履维艰。
直到1936年6月，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，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。红五军因此第三次穿越草地，最终与红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。他们以为苦难终于到头，却不料，新的征途已在前方等待。
不久之后，红五军又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同西渡黄河，踏上西征之路。此行的目标是建立根据地，打通与苏联的通道。然而，这却是一场几乎没有生机的绝唱。
西征的环境异常恶劣，准备不足、装备劣势，更没有援兵。加上长征后的极度疲惫，都使得这场远征充满了悲壮与无奈。他们孤军深入，如同投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，前方只有等待着他们的，是死亡的阴影。
最终，西征以失败告终。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，给予敌人重大杀伤后，也在高台战斗中壮烈牺牲。这位从旧军阀阵营中毅然起义，又在红军最艰苦征程中屡立奇功的“铁流后卫”军团长，将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。
回顾宁都起义的一万七千余将士，他们从旧军营中走来，在革命的熔炉中淬火。经历了无数次惨烈战斗，尤其是长征和西征的血火洗礼。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在战场上，真正到达延安的原宁都起义部队，不足千人。这其中艰辛与不易，常人难以想象。
然而，正如古语所说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。虽然部队番号或许已不再，但宁都起义的精神却永存。那些从枪林弹雨中幸存的将士们，经过千锤百炼，都成为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。
1955年首次授衔时，宁都起义部队中走出了1位开国上将、6位开国中将、24位开国少将。而那些离开部队，转入党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宁都起义参加者，更有几十位担任过部长、副部长级的要职。他们的贡献，璀璨夺目。
宁都起义部队的征程，是一部充满悲壮与荣光的史诗。他们是历史转折点上，旧军队中寻求光明、投身革命的代表。他们用血肉之躯，铸就红军的钢铁防线，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。那“五军团的马刀”，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声中闪耀不朽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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